專家解讀 | 準確認識新型產城融合內涵，加快推進城市全域數字化轉型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城市全域數字化轉型工作，今年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將“著力建設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作為重點任務之一。為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國家數據局會同有關部門印發《深化智慧城市發展 推進城市全域數字化轉型行動計劃》，明確提出“促進新型產城融合發展”的要求。在數字經濟時代，新型產城融合已成為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路徑，其內涵和外延正在發生深刻變革。截至2024年，我國超過90%的地級以上城市推動智慧城市建設，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10%左右。新型產城融合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數字賦能和可持續發展。深入理解新型產城融合的時代特征和豐富內涵，對于推進城市全域數字化轉型，實現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數字經濟背景下新型產城融合的特征和內涵

隨著5G、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技術的廣泛應用，傳統物理空間的邊界被打破，產業與城市的功能融合進入新階段。這一變革不僅體現在空間形態的重構上，更深刻影響著城市發展的價值取向和運行模式。

（一）功能復合性：從單一生產向多元生態轉變

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型產城融合突破了傳統產業園區功能單一的局限，呈現出產業功能與城市功能高度復合的特征。一方面，產業空間不再僅是生產場所，而是集研發、辦公、居住、商業、休閑等功能于一體的復合空間。有關數據表明，2023年全國新增產業園區中，85%以上規劃了產城融合功能布局。另一方面，城市空間也不僅是生活消費場所，而是承載著數字創新、科技孵化等產業功能。這種功能復合性體現在三個維度：產業維度上，數字技術與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形成“上云用數賦智”新格局；空間維度上，物理空間與虛擬空間相互賦能，形成“虛實共生”新形態；服務維度上，生產性服務與生活性服務無縫銜接，構建15分鐘高品質生活圈。這種多元功能有機融合的模式，大幅提升了城市空間利用效率和產業協同水平。

（二）數據驅動性：從要素集聚向價值創造躍升

數據要素成為新型產城融合的核心驅動力。2024年，我國數據產量達41.06ZB，同比增長25%，數據要素正深刻改變產業與城市的互動模式。一方面，城市作為數據要素集聚地，通過場景開放促進數據匯聚和開發利用。2025年，我國50個以上城市建成數據交易平臺，數據要素市場規模預計將突破2000億元。另一方面，數據要素流動推動產業價值鏈重構，形成“數據即服務”等新業態。數據要素通過“三融五跨”（技術融合、業務融合、數據融合，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實現價值倍增，推動產城融合從傳統的土地、資本等要素驅動向數據價值創造轉變，形成“數據賦能—產業升級—城市提質”的良性循環。

（三）人本導向性：從規模擴張向品質提升轉型

新型產城融合更加突出“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近年來數字經濟領域就業規模持續擴大，已成為新增城鎮就業的重要增長點，數字人才成為城市競爭力的關鍵指標。新型產城融合注重三個“全”：全齡友好，系統推進數字服務適老化、適幼化改造，重點提升社區數字化服務的包容性和可及性；全程服務，構建覆蓋企業全生命周期和人才發展全過程的服務體系；全域協同，通過城市群、都市圈數字一體化發展促進資源均衡配置，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城市群已實現高頻政務服務事項跨區域通辦。這種人本導向推動城市發展從追求規模擴張轉向注重品質提升，形成“產業吸引人才—人才繁榮城市—城市滋養產業”的共生關系，最終實現“人城產”的和諧統一。

二、新時期推進新型產城融合的發展策略

面對城市全域數字化轉型的新形勢新要求，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結合，以制度創新為引領，以技術創新為支撐，以模式創新為突破，構建適應數字經濟時代要求的產城融合發展新格局。重點要在數據要素賦能、空間布局優化、制度供給創新、治理體系完善等方面取得實質性突破。

（一）強化數據要素賦能，構建以城帶產新引擎

發揮城市產業、人才、數據集聚的優勢，強化場景開放創新，促進城市數據資源匯聚。深度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構建城市級數據要素流通體系，完善數據產權、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基礎性制度安排。例如，上海數據交易所推出“數商生態體系”，吸引數據交易主體超1500家，上線數據產品和服務800個，涵蓋金融、交通、醫療等多個領域，推動數據要素在城市經濟中高效流動。深化數據資源開發和多場景應用，培育壯大數據服務產業生態，因地制宜發展“數據即服務”“模型即服務”等新業態，支持發展數據清洗、標注、評估等專業化服務。建立覆蓋數據采集、存儲、處理、應用的全鏈條技術體系，促進數據要素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例如，上海“模速空間”內已形成完整的大模型產業生態，企業間“鄰居即合伙人”，累計開展近300場生態活動，推動千款行業應用孵化，成為“模型即服務”的重要實踐載體。

（二）優化數字空間布局，塑造以產促城新形態

推動城市“數字更新”，運用數字孿生、城市信息模型等新技術手段，重構城市空間發展格局。加快閑置商業樓宇、老舊廠區、老舊街區等智能化改造，創新數字消費場景。優化升級社區數字服務能力，打造數字惠民服務生活圈，改造建設一批高品質智慧社區。例如，廣州在黃埔區試點“政務服務進社區”模式，將高頻政務事項接入社區智慧平臺。成都成華區將社區APP接入周邊產業園，實現產業空間與社區空間的數字互聯。創新虛擬空間開發利用模式，拓展遠程辦公、數字會展等新型空間形態。依托產業園區構建數字公共服務體系，打造數字化轉型成果的城市首試首用體驗場。例如，蘇州工業園區通過建設“數字公共服務中心”，為園區企業提供云計算、大數據、網絡安全等一站式數字服務和數字化生活體驗。建立城鄉數字化協同發展機制，推動公共服務均衡普惠、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要素資源雙向流動，形成城鄉融合的數字空間新格局。

（三）創新制度供給機制，激發轉型發展新動能

深化適數化改革，破除制約產城融合的體制機制障礙。改革行政管理流程，推動業務流程數字化再造。建立跨部門、跨層級的協同推進機制，強化政策統籌和資源整合。例如，莆田打造“全市一張圖”智能中樞，聚合112個信息系統、65.26億條數據，建立“空天地人”一體化指揮體系，防汛防臺期間資源調度效率提升56%。建立城市全域一體化企業服務支撐體系，利用多維數據畫像，實現惠企政策精準直達、產融高效對接。例如，貴陽“貴商易”平臺整合11個部門數據，推動政策“免申即享”，累計兌現資金超35億元。加強標準規范建設，形成覆蓋數字化轉型全過程的標準體系。支持有條件的地區開展城市數字經濟監測分析。建立科學的評價考核體系，將數字化發展成效納入城市高質量發展綜合考評。例如，廣州開發區試點“數字經濟綜合評價體系”，從產業規模、創新能力、融合程度等多維度監測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

（四）構建協同治理體系，打造共建共享新生態

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創新政企合作機制，拓展社會資本參與智慧城市建設渠道。例如，成都高新區通過“數字合伙人”引入社會資本參與智慧城市建設。健全公眾參與機制，搭建數字化參與平臺，拓寬民意表達渠道，探索市民熱線、居民滿意度等社會評價方式。例如，西安搭建“市民數字議事廳”平臺，將市民對數字化服務的滿意度納入政府部門考核。完善數字素養培育體系，提升全民數字化適應力、勝任力、創造力。支持有條件的地區和城市群發展一體化數據產業集聚區，探索數據保險、數據信托等金融服務產品，培育數字產業集群。加強現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數字化協同發展，支持有條件的地區推動數據要素互聯互通，數字服務跨區共享。例如，“數字長三角”協同發展機制，實現了社保、醫保、公積金等100余項高頻政務服務跨區域通辦，2024年長三角跨區域數據交易額突破50億元，助力長三角城市群實現產城融合協同發展。

促進新型產城融合是推進城市全域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抓手，也是貫徹落實數字中國戰略的重要舉措。要進一步準確認識新型產城融合的特征和內涵，深化全域數字化理論研究，加強政策配套和要素支撐，加快推動產業與城市在更廣范圍、更高水平上融合發展，為打造一批數字文明時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城市注入強大動力。

來源：國家數據局